迪拜股市累计跌近27% 中国股民投资策略微调
行政撤职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
这从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就可看出。这样，我们看到新参与式民主理论由于体系本身的开放性而可能同时涵盖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新参与式民主理论适用的典型领域，经济民主是新参与式民主理论适用的非典型领域，因而可能受到更多的限制，包括原则性的修改。
但是，公共协商在参与式民主中无疑应该占据重要的位置，因为决策的非理性会挫伤精英的知识信心以及公众对民主过程本身的信任。同时，协商民主透视出的通过公共化促进理性化的基本逻辑以及对开放、充分的公共协商的重视，都可能为参与式民主提供正式入口和新的空间。但是民族国家时代的民主却通过代议制将参与和本来意义上的民主隔离。（4）促进公共决定的合法性及扩展知识与理性。这些领域的参与民主，其强弱形式的搭配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形，以及各自的自治章程确定，但新参与式民主理论作为一种参与民主的系统理论框架，可以为这些领域的自治章程的制定及成员参与权利的配置提供参考。
但是，这种人类民主童年期浪漫化的实践并没有能够坚持下来。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发展呈现出的复杂性，仅仅依靠为数有限的代表并不能够完美地完成立法任务，于是出现两种补救措施：一是议会授权行政机关立法。准此，本文拟论述PPPs在英、美、欧洲等国家之发展，兼及行政契约在公私合伙中之定位及如何划分社会国理念下给付行政与其它基础设施行政下之差异，是否在公私合伙之框架下，政府职能之社会福利私营化，应与提供产品与服务之市场化（讲求效率及利润极大化），应有所区隔。
其中，以下列四种社会福利给付占大部分：（1）贫穷家庭暂时辅助方案（TANF）: 16个州己有境外契约，内容均为客户服务功能（customer service functions）。李训民，单位为政治大学。3．契约的公共价值在PPPs之论述。反观台湾地区，一味将投资契约视为私法契约，忽视政府参与公共建设、扩大投资、本身即具有公权力行使之现实，不论投资项目属基础设施行政或社会福利计划之给付行政，仍为公权力所及之范围，如一律以私法契约视之，将违反法之秩序与安定性。
公私合伙在德国之发展，固对传统行政法学的行政一体理念及行政处分建构下之强制手段与救济，造成上述之冲击，惟在Ziekow、 Tettinger、 Schupper等多位比较先进之法学家倡导下，以及知名学者O. Bcchof; W. Brohm; P. Badura等均持相同看法，咸认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如已改变，行政法体系就不能不随之演进，导致行政任务变迁时，行政法必须有相同之回应。Ziekow教授欲以扩大行政契约之适用范围至公私合伙之采购合约及投资合资上，确属用心良苦，也算是对公、私合伙纳入行政法各论中之行政任务，有所交代。
于此，正凸显出德国社会行政法之价值，其将公民社会基本权纳入行政法各论下之行政任务，故属于公私合伙之社会给付契约，自然限缩于公法效果之合作契约，框架在行政程序法之章节之中。（4）民主正当性及民意监督之减损。但为何需要妥协，因为个别国家在成长过程中，有其独特之法令制度及历史渊源，防护机制系移植最佳之实务经验到特定案件之中。而如建设经费另以他种名目编列，而实际上却动用了国家预算，是为立法形成自由极大化之扭曲，亦为框架规范秩序之极大讽刺。
另外，Jack M. Beerman教授从行政程序之正当性切入，认为行政程序法与信息公开之相关法令，应适用于外包契约之订作者（contractor），且行政机关应要求该契约定作者揭露，公开必要之重大信息（material information），如未揭露，视为契约无效之主因，又Paul R. Verkuid教授也指出，政府职能有其公共面向，凡涉及公共政策议题，公部门相关机构不能任意被更换（笔者按：美国自1996年社会福利计划私有化后，各州取得国会之立法及联邦授权，不仅对外购买服务，并且将原管理社会福利计划之州机构与公务人员一同裁并，委托相关职能予契约订作者，致毫不尊重公部门，不宜任意撤换之公共议题）。例如，照护及医疗保险之被保险人，其与私部门间（照护提供者或公、私立医院）系私法契约关系，其所能主张者是主观上之请求权，要求国家保障并实现其退休照护生活。所以，公私合伙对传统行政法学总论之挑战无非系以公、私部门之经济诱因（如政府瘦身、去任务化、有效率、避财政赤字）、公部门间之监控督导（含付费功能），及私部门之自我管制，以取代行政处分为中心之行政行为的制裁及强制执行。由于美国没有类似英国公法上之政府契约及私法上之政府契约之分野，亦无大陆法系国家之行政法对行政主体严格之定义与区分，致政府之职能在实现给付行政、保障公民社会基本权方面，多采取对外购买服务之方式，由私人提供给付及专业之服务，并以订立契约之方式与私部门分享公权力。
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舍契尔夫人（M. Thatcher）为解决财政赤字、公共服务质量低落问题，推行政府再造与行政改革措施。2004年之美国总统竞选，前布什总统的经济白皮书（2004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特别指定进口国外便宜之物资与服务比国内生产，更赋意义（it makes more sense to import cheapter foreign goods and services ratherthan produce them domestically），该言论引起各州极端反应。
其实笔者以为，德国法律下之公法契约，已维持了政府职能之公法价值，实不必担心逃避于行政契约。第一顺位契约定作人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自需将取得之契约，转包予美国境内或境外之第二顺位定作人，以降低本身之成本并提高服务质量，自由转包于境内外就是州际贸易及对外贸易条款所保障之宪法上权利，惟有国会立法才可以限制之。
事实上，在英国除了公法上之政府契约外，尚有私法上之政府契约共同在PPPs运作，占传统行政作用之比率仍然不低。所以市场效率及节省成本不是惟一选项。五、结论从以上对英、德、美公私合伙发展现况的比较，可以推定英国从PFI至PPPs之演变，已成功地整合私人资金、社会资本与技术，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在政府契约导引下，成功地发展出公法下之政府契约（public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及私法下之政府契约（private law of governmentcontract）的模式。四、美国公私合伙之发展现实1．社会福利计划执行的现实观。但笔者始终认为，政府职能私有化后，契约外包或外包后之境外转包已取得了民主正当性，且在宪法上有其立论之基础，欲以公共价值或公共利益挑战政府职能私有之地位，多疑系椽木求鱼，如果州长或州之立法者欲以行政力量强行禁止契约外包下之境外转包，或迳认境外转包之契约无效，将直接受到违宪审查之挑战。而另一学者J. Ziekow则主张PPPs应建立在双方自愿及责任分担之合作关系上，乃国家高权主体与私经济主体，本于自由意愿与互惠，透过正式之法律行为（可能为公法，亦可能为私法）塑造合作关系。
笔者认为国家之执行责任，至少应负监管职责，尚不会沦于仅有付费功能。公共价值本身不会因不同的部门、文化及时空背景而有所差别之定义。
特别系属于社会福利计划之给付项目经私有化后，其所强调之效率、成本系与社会基本权之利益相冲突，私人利润极大化后之结果，必然吞噬基本权之内容。例如，前述南卡罗讷州所建立之州失业、税务保险系统，己替该州节省14万美元，归功境外契约之低廉成本。
例如，各州竞相签订境外契约最著名者，系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政府已提供2500万美元予契约定作人，雇用印度技术工人在该州建立州失业、税务保险系统（state unemployment tax insurance system）。兹举成功案例说明：其中伦敦地铁的公私合作（London Underground）及英法海峡铁道之公私合作（ChannelTunnel Rail Link, CTRL）被公认系典型成功案例，前者解决了伦敦地铁运输系统及基础建设，达成UFM之基准。
州之立法者与相关学者均对私有化下之境外契约持保留立场。如诉诸司法审查，法官可能迳认，任何对契约外包之限制，系违反国外贸易条款（Foreign Commerce Clause），就是单纯经济上之保护主义（principle economic protectionism）。宾州州政府己与其州内之契约定作者，即花旗电子财务公司（Citicorp Electronic Financial Services Corp.）签订合约，准备雇用印度及墨西哥工人兴建州福利设施需求中心（state welfare call center）。最著名的案例，系麻州（Massachusetts）选出之资深参议员Ted Kennedy强力批评该州解任州长MittRomney批准州契约定作者J. P. Morgan Chase公司，使用印度之劳工与技术去处理贫穷与低收入健康险（Medicaid）及食品与儿童营养计划（Food Stamp Programs, FSP）之电子档案与客户响应的服务功能，引发两人在波士顿坛报（Boston Ideal）之尖峰辩论。
合作目标是否一致，有无互补性、有无法拘束力、合作目标是否限于公权力、公部门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均非在考虑之列。（1） 2004年底，美国约有40个州，计200个法案（bill）被提出，欲限制境外契约的适用，州政府应优先核准在境内执行之服务型契约（to implement preferences for domestic services contractors），该年全美国仅通过4个限制型法案（restrictive bills）; 2005-2006年间，全美有190个限制型法案被提出，其中仅有10个成为正式的州法律。
固然，私人营造被认为有效率及节省成本，但如该功效系政府法规松绑，致税收减少、赤字增加之结果，似与完成公共任务之目的不符。4.签订长期契约），其余政府不予过问。
（2）有效整合社会资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节省成本，降低支出，并学习民间创新技术。由于以境外契约与转包之方式执行社会服务计划，不仅价格低廉，容易创造利润，更可节省成本，以国外进步之IT之技术加强社会给付之质量，故大量被美国各州所运用。
（1）政府契约的公法架构。美国方面系彻底实施政府职能私有化之国家，在契约外包、委外代工、市场化之名义下，不仅政府仅尽付费之功能，而所购买之服务，欲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之契约目的，仅对政府有利。英国之政府契约（government contract），常被冠以公法下之政府契约（public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或私法下之政府契约（private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一起讨论，公法与私法之分野虽未若大陆法系国家般泾渭分明，其区别的实益，就是契约的定作人（contractor）于执行公共职能时（public function）是否己取得公权利之身份（public statute），而必须接受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故PPPs在行政法总论下，已有其一定之地位，而与流行之议题如私营化、国家瘦身、去管制化、国家调控等相呼应，不外系对现代政府所认知之秩序法制危机、社会技术变迁、行政改革等要求所作之回应与新之观察领域。
究其原因，必须回溯美国社会福利计划（public welfare programs）经国会核准，正式修订法案，于1996年起，可将政府执行社会给付之功能私有化，对外购买服务，特别在上述PRWORD法案通过后，私有化已取得法治正当性，而将服务功能转包本身就是契约自由的特性之一，则contract out之后续执行，自然不区别境内或境外。如欲以州立法限制之，则系规范了宪法所保障之国外及州际贸易条款（Foreign and Intrastate Commerce Clause），而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8项，该权利系联邦国会所专属，其部分条文内容略下：Congress…is to regulate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and among the several state, and with the Indian Tribes，故限制私有化之契约外包及其嗣后境外转包之立法或行政命令，均是非合宪性之立法和行政行为。
（2）如私有化之契约外包及转包，已取得民主正当性，各州欲限制转包，自然系违反联邦法律。最严重者，系公法契约在公私合伙中如何被定位问题，因为PPP下之合约，必为一年以上之长期契约，私人当然希望被定位于私法契约，而学术界及政府希望藉由契约之管制与监督达成公法上之价值，提升公共服务之质量，两者似很难取得交集点。
无论系行政作用下之干预行政或给付行政，均应有充分民主正当性之基础，在私部门参与国家建设与福利设施之基础建设时，固仍为执行行政任务，如执行机构行政主体己非公部门，建设经费又非出自国家预算（或大部分来自私部门），则立法监督之功能自会受到减损。根据国会国家审计部（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之统计资料，美国大部分的州于购买服务时，均有境外契约（off shoring contract），即政府公部门及人员（state official and organization）并不直接与境外之契约订作人接触，而系与本州境内之契约订作者（state contractor）签订合同，再由后者转包该契约服务事项予境外契约订作者。